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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还有的老人定期给有关部门打电话，喋喋不休反映小区的水电暖问题。”

    赵耀说：“这些老人太孤独了。

    他们不想这个世界忘记他们的存在。”

    题安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    这种和社会渐行渐远的离群老人们的孤独，接近于无解。

    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性难题。

    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

    那些老人们在咽气之前，已经经历过了社会性死亡——没人记得。

    也许正是这样，想拼命证明自己活着的老人们，才会盲目地相信凶手。

    凶手是他们和世界最后的联系。”

    赵耀说：“我有几个基于心理分析的想法。

    首先是摘眼球。我并不认为凶手摘眼球，是要贩卖器官。

    老人的平均年龄很大，这个年纪的老人，患青光眼、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概率大，角膜功能也较年轻人差。

    六到六十岁的健康人的角膜，才是最佳的角膜供体。

    如果凶手的作案动机是要进行器官买卖，他是不是会选择更年轻的受害者？

    眼睛在心理学上，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，甚至图腾。

    有一种可能性，凶手信奉某种以眼睛为图腾的邪教，摘取人的眼睛能获取人的灵魂。

    还有一种可能性，身份识别。

    凶手要的不是整个眼球，而是虹膜。

    犯罪现场没有条件直接摘取虹膜。

    所以凶手挖走了受害老人整个眼球。

    虹膜和指纹一样，在婴儿几个月时形成，终身不变。

    世界上没有人有相同的虹膜。

    我想凶手摘取虹膜，是要分辨每个人。

    凶手不仅有眼部医学知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眼睛有执念。

    这个执念相当深。

    所以我认为这个凶手是盲人，曾经当过眼科医生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明。”

    题安沉思，“盲人？盲人是如何作案的？

    他是怎么接近这些老人的？”

    赵耀说：“所以就回到了那个疑问？

    老人书写了大量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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